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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1月2G20009日，國新辦舉行了深化司法行政體制改革等方面情況新聞發佈會。司法部副部長趙大程在介紹相關情況時表示，司法部已研究起草深化司法行政體制改革具體實施意見。
　　之前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（以下簡稱《決定》），開啟了中國改當鋪革的新徵程。
　　《決整合負債定》提出了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新舉措，包括：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、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，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等。
　　這些改革舉措，抓住了當前制約司法體制良性運行的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，回應了民眾對司法公正的關切和期負債整合待。作為一名基層法官，體會尤為深切。
　　要避免成為東森房屋“地方的法院”
　　人財物受制於地方，客觀上容易造成“地方法院”成為“地方的法院”，甚或為只為地方服務的法院。
　　《決定》在司法去地方化上可謂邁出了重要步伐。推動省以下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緩解司法地方化帶來的弊端。
　　這是因為，這一舉措將使地方法院特別是中基層法院與所在地政府“人財物”上的控制脫鉤，在依法行使審判權上獲得比過去大得多的空間，釋放出監督權力、保護權利的正能量。
　　而且，基層法院最接地氣，與普通民眾維權最近，80％的案件由它們審理，它們的“解放”將會大大改善司法環境，有利於讓當事人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。
　　我國是單一制國家，人民法院不管設置在哪裡，行使的都是國家審判權，維護國家法治的統一。但在目前的司法管理體制下，法院與其“左鄰右舍”，即與地方的關係是，地方法院的院長和法官都由地方任免、地方管理，待遇也由地方主供。人財物受制於地方，客觀上容易造成“地方法院”成為“地方的法院”，甚或為只為地方服務的法院。
　　司法實踐中，受地方保護主義干擾而影響國家法律實施，進而損害司法公正的現象帶有一定的普遍性。
　　比如，在事關地方政府政績的徵地拆遷領域。政府實施徵地拆遷常常“先上車、後買票”，或者“不買票”，在不具備法定條件下匆忙上馬，有的甚至拆遷完畢數年都不能補齊各類法律手續；補償標準更是普遍較低，受地方利益導向，徵地拆遷市場化目標推進艱難，涉拆居民權益受損，反應強烈。但基層司法卻難有作為。
　　在一次座談會上，某基層法院院長和庭長表示已不堪應付，當地政府向法院發出明確指示，手續不齊備的徵地拆遷項目必須予以支持；補償標準低的問題可以忽略，對已經被明令禁止的行政強拆行為，不得受理相關訴訟；對涉訴的案件不許敗訴；對影響工程進度的住戶啟動最高法院明令禁止的先予執行，等等。
　　有庭長無可奈何地表示：政府佈置的任務和目標，不乾，現在組織上就會處理我；如果違心幹了，由於是違法的，組織上將來還可能處理我。
　　在地方運動式執法中，一些地方法院的地方化色彩同樣濃厚。而且往往從一開始，法院就被捆綁在地方聯合執法的戰車上。比如，在多地風起雲涌的拆除違法建設行動中，在政府部門牽頭的統一行動方案中，往往都或明或暗地有法院的身影，名為“能動司法”，實為聯合行動，讓法院為違法執法“背書”。
　　為何實踐中不遵守拆違程序、粗暴侵犯違法建設人的合法權益、“混淆是非”將拆遷異化為拆違等現象屢見不鮮，司法無法發揮阻卻的作用，關鍵就在於此。
　　探索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，在去地方化上更帶有“釜底抽薪”的意味。地方保護的形成，人財物受制於地方政府固然是主因，但司法管轄與行政區劃完全重合也是重要因素。
　　以受地方影響最為明顯的行政案件為例。起訴立案率低、服判息訴率低、行政機關敗訴率低、上訴申訴上訪率高的問題，一直是困擾行政審判發展頑疾，很大程度上就與受地方干擾有關。
　　而自從2008年最高法院探索縣級政府案件提級管轄後，縣級政府涉訴案件脫離了其能控制的縣法院，就使得“縣法院審不了縣政府”的問題得到有效緩解。
　　法院內外都要“去行政化”
　　對外，要明確上下級法院之間的職能定位，對內，要強調法院內部運行機制要去行政化。
　　在我國“一府兩院”格局下，法院與政府的區別，在於其不受法外干預的獨立評判權，在活動方式上與行政權有質的區別，有其獨特的內在規律。
　　毋庸諱言，我國目前的司法，與符合規律還有一定的距離，除了地方化因素外，行政化也是一大癥結。近年來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，無論是上下級法院，還是法院內部院庭長與合議庭及法官行政上下級之間，雖進行了許多積極探索，但成效並不顯著，行政化問題仍不同程度地存在。《決定》在這方面著墨不少，亮點突出，措施更是直指要害。
　　首先是明確上下級法院之間的職能定位，規範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係。
　　《決定》的這一要求，實質上是要法院回歸憲法定位。《憲法》對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關係給出了明確定位，即上級法院監督下級法院。
　　但實踐中，下級法院出於或是司法能力所限、或是降低發回改判率、或是為了尋求上級法院支持以擺脫地方意志，甚或是為了推卸責任將矛盾上交等正當或不正當的考慮，上下級法院的關係發生了一定程度的異化，突出表現在案件審判上層層請示彙報和審批。
　　在某高級法院，每年轄區內一審行政案件數不足4000件，而向高級法院請示彙報的常規案件就達200餘件，這還是以正式口頭或書面方式請示的數字，不包括日常電話、開會座談活動中的溝通和答疑，也不包括基層法院僅僅只向所屬中級法院請示彙報的案件。
　　當然，並不是說上下級法院之間應當“老死不相往來”，必須實現物理乃至精神上的隔離，但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，在法律適用出現法律衝突乃至有普遍意義的法律解釋時，上級法院可以發揮指導作用，而在個案裁判特別是證據採信和事實認定上，不能由上級法院“包辦”。否則，必然導致當事人上訴乃至申訴權利的虛置。
　　此外，考評作為上級法院監督下級法院的重要方式，實踐中也是問題叢生，需要引起重視和改進。比如，在案件數量指標上，既考核收案數，年底又要考核結案率，每個月還要考核均衡結案率，而且為了避免年底突擊結案，加大了均衡結案的考核比重。
　　其次是《決定》突出強調法院內部運行機制要去行政化。
　　讓審理者裁判、由裁判者負責，本是司法規律使然，也是權責統一的內在要求，但在司法實踐中落實起來卻困難重重，關鍵在於行政化管理模式擋道，集中體現在審與判分離，審者無權判，判者不用經歷審。
　　這與我國傳統行政化的思維模式有關，其初衷也並不壞，但意味著審判權在運行中存在二元化的格局，即全程聽審的法官和合議庭沒有最終判斷權，而實際享有裁判權的院庭長則沒有參加案件庭審的經歷。
　　即使是啟動審判委員會審議，由於成員絕大多數是由院庭長組成，本身日常事務纏身，在缺乏必要準備的情況下，對不熟悉的領域也很難發表特別專業的意見，導致司法審判過程異化為行政決策過程，法定裁判主體（主要是法官和合議庭）淪落為瞭解案情、梳理證據、提煉要點、擬定初步意見、送請審批的主體。
　　在目前法院內部行政管理模式下，受任職、機會、待遇、考核等因素的影響，法官堅持意見往往是有限度的。這並不是法官放棄堅守，而是如果制度機制不保障，讓法官個體對抗整個司法模式，不僅不公平，也不可行，只會讓有擔當的法官遍體鱗傷。
　　此外，法院內部裁判權與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還需要進一步釐清。目前法院內部審判業務部門與行政事務管理部門之間，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本末倒置的問題，行政事務管理部門名義上是為審判一線部門和法官服務，但另一方面卻緊緊牽住審判一線部門和法官的“牛鼻子”，考核評比靠他們打分確定，職級待遇往往更可能“近水樓臺先得月”。
　　這些關係不理順，法官和合議庭的裁判主體地位一樣得不到有效激活，同樣不符合司法權運行規律。 □行者（法官）
　　■ 鏈接
　　要確保審判機關、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、檢察權。主要有兩項內容：
　　一是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、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。我國是單一制國家，司法職權是中央事權。應該本著循序漸進的原則，逐步改革司法管理體制，先將省以下地方人民法院、人民檢察院人財物由省一級統一管理。地方各級人民法院、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法院、人民檢察院的經費由省級財政統籌，中央財政保障部分經費。
　　二是探索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。司法管轄包括司法機關的地域管轄和案件管轄。應該從現行憲法框架內著手，探索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。通過提級管轄、集中管轄，審理行政案件或者跨地區民商事、環境保護案件。
　　—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（摘自《人民日報》）　　（原標題：一個法官眼中的“司法改革”）